做一名理性的记者

——访第12届中国新闻奖消息类二等奖获得者苏荣才

作者:深圳特区报记者 戚金城  2021-01-08 15:16  新传播    【字号: 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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放眼深圳经济特区走过的40年光辉历程,新闻事业在特区建设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,也为深圳的发展提供了有力指引。21世纪初,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,经济全球化不断发展,我国已逐步融入全球经济体系中。当时,依靠“三来一补”产业发展起来的深圳就是经济全球化的一个缩影。时为深圳特区报社记者苏荣才采写的《56名女工状告工厂搜身侵权》事件就发生在这个大背景下。

女工能在深圳集体起诉工厂搜身,除了她们维权意识的觉醒,还和当时深圳良好的法治环境息息相关。2001年4月,深圳市委常委会议讨论通过《深圳市2001年依法治市工作要点》,增创依法治市新优势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城市成为“十五”期间深圳城市发展的重要目标之一。

从提出“依法治市”到“打造一流法治城市”,再升级到建设“法治中国示范城市”,扎根深圳新闻事业27年的苏荣才,用“理性”的眼光见证着深圳越来越完善的法治环境。尽管已经时隔19年,苏荣才对那次“搜身”事件仍然历历在目。

理性观察,巧选角度

《56名女工状告工厂搜身侵权》这篇短消息刊登在2001年8月3日的《深圳特区报》上,并在第12届中国新闻奖评选中荣获消息类二等奖。这篇仅有560个字的短消息,能在众多参评作品中脱颖而出,主要得益于苏荣才选取了独有的新闻角度。

深圳市龙岗区坑梓镇(今坪山区坑梓街道)的宝洋产业制品厂(以下简称“宝洋厂”)当时是一家以生产假发为主业的韩资企业,出口额在当年的坑梓镇居前几名,有员工2000多人。2001年7月30日,该厂怀疑女工偷盗原毛等原材料,6名女管理员及5名男管理员闯入车间,对56名女工进行搜身。8月2日,56名女工不满工厂管理人员“公然强行搜身”,向龙岗区人民法院坑梓法庭递交诉状,状告工厂严重侵犯她们的人格尊严和人身权利,要求工厂公开赔礼道歉,并向她们赔偿精神损失费。

苏荣才在接到读者报料电话后,迅速赶到了宝洋厂,同时前去采访的还有许多其他媒体的记者。据苏荣才介绍,在采访现场,很多记者把目光聚焦在了工厂为何搜身、如何搜身、搜身时间有多久、女工如何哭诉等问题上。比如,部分媒体对此进行了详细的描写:管理人员呵斥女工双手抱头不准动,并要求她们像狗一样趴在地上,几名女管理员把手强行伸进女工内衣裤进行大肆搜身,还将个别女工上衣及内衣脱掉。

这些细枝末节,苏荣才的报道中基本没有提及。大多数媒体将观察角度选择在“搜身”上,却忽略了这起事件与以往类似事件最大的不同——女工自发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人格尊严和人身权利。在最初依靠“三来一补”产业发展起来的深圳,虽然工人和企业之间时常会有一些摩擦,但56名女工集体自发状告工厂搜身,这样剧烈的劳资冲突是空前的。

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研究员刘保全在评析该获奖作品时称,苏荣才抓住这个不同点连续报道,其观察角度、思想角度的选择就独具特色,胜人一筹。

平衡客观,让双方说话

既然是双方纠纷,在法院判决前,谁是谁非尚无定论,除了角度新鲜外,苏荣才凭着一股劲,让双方都发出声音。

据苏荣才回忆,采写宝洋厂女工被搜身事件并不算很顺利。“8月2日上午,我们接到读者报料后,立即赶往50公里外的工厂,采访女工、工厂的其他员工和当地的劳动部门。”苏荣才说,当时原特区外的“三来一补”工厂大多平时也大门紧闭,加之媒体闻讯后蜂拥而至,可能面临“长枪短炮”的宝洋厂更是严守大门,这成了苏荣才采访的一块绊脚石。

为了使报道更客观,让双方说话,苏荣才想尽办法,最终通过当地劳动部门,说服了对媒体紧闭大门的厂方负责人接受独家采访。当天晚上七八点,苏荣才很快就完成了稿件。

第二天,当纸质媒体、电视媒体分别把大量篇幅、大量镜头对准如何搜身等细节问题时,苏荣才的这篇报道却独家加上了宝洋厂负责人的声音:否认实施了集体搜身行为。此外,还有坑梓镇劳动站的调查结果——宝洋厂管理人员对其中三四位工人的衣服口袋进行了检查。

据介绍,考虑到这则新闻的重要性和敏感性,深圳特区报在一版“今日导读”栏对消息作了推介,而将稿件安排于A7“深圳新闻”版的头题。在这条消息稿的基础上,还配发了两条稿件:一条是宝洋厂5名女工讲述事件经过——《“我们这样被搜身”》;另一条写的是宝洋厂3名管理人员(含韩方)对搜身事件的看法——《“这完全是一个偶然事件”》。

“三来一补”是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尝试性创立的一种企业贸易形式,指的是来料加工、来样加工、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。正是凭借这种贸易形式,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的初期,深圳企业淘得“第一桶金”,并进入了加速工业化的进程中。劳资纠纷增多,也是深圳那个阶段的产物。如何在外资和工人之间寻取平衡,对政府和媒体都是一个考验。

“在劳资关系报道上,当时国内部分媒体过度强调工人的福利和权益,比如工资。”苏荣才说,“到我们这里来投资的,都是促进我们发展的,有问题讲问题,没有必要贴标签。如果动不动就渲染日资韩资等外来企业,煽动民族情绪,这显然不利于引进外资。”苏荣才的稿件中,提及韩资企业宝洋厂只有一句话,并且放在了最末尾。这样的处理,显然是淡化了外资企业的笔墨,而将最具新闻价值的部分放在了前文。在初步工业化时期,如何理性看待劳资纠纷,对外资和对工人的报道都不失偏颇,是党报应有的担当。

报道引起轰动,纠纷很快解决

2001年,纸媒正处于黄金时代,报纸成为人们了解国内外大事的主要载体。当时,互联网还在起步阶段,更不要说后来兴起的移动社交媒体了。据苏荣才回忆,56名女工被搜身事件见报当天,就在深圳引起了广泛关注。相关资料显示,当时国内外有70多家媒体报道或转载该事件。

从8月2日递交诉状,到8月24日至25日开庭审理,并在审理后有了初步结果,宝洋厂和56名女工原则同意进行庭外调解。党报的介入,让这起重大劳资纠纷案件快速案结事了。最终,经龙岗区人民法院调解,厂方同意向56位女工每人支付4000元人民币的赔偿金,并再次口头表示歉意,同时欢迎这56名女工回来上班。然而,这些女工心灵上受到极大伤害,大部分都辞工了。

“搜身”事件就这样宣告落幕。然而,和该案有关的话题却并没有停歇。苏荣才说,劳资纠纷和冲突在当时的深圳,还不算是最激烈的时候,“那个时候有一定的苗头。”在此后的几年,类似“搜身”的事件仍然时有发生。2004年,坪地某工厂每天下班排队搜身;2006年,南联社区某工厂女老板丢失手机,全厂集体搜身。这些事件都曾引起轩然大波。

苏荣才回忆,宝洋厂56名女工状告搜身侵权算得上工人通过法律渠道维权意识的觉醒。后来,全社会的维权意识也在增强,搜身的事情也逐渐少了。但是,劳资纠纷与冲突,仍是深圳存在的问题。进入2010年,富士康跳楼事件的发生,又使得劳资关系成为深圳最引人关注的话题。“劳资关系是深圳那个阶段的一个产物。”苏荣才说。

时代在变,客观理性的报道方式不会变

苏荣才1993年从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毕业后,即来到深圳从事新闻宣传工作,先后在报纸和电视媒体供职,现任深圳广电集团总裁助理、融媒体中心主任。一直在传统媒体耕耘的他,不认同唱衰传统媒体的观点。

苏荣才举例说,假如深南大道发生一起多车追尾事故,路过的车主或行人就会拍个照,再附上文字:“啊!这里撞了,好惨烈!”他说,作为职业记者去到现场后,要了解这个事情为什么会发生,发生的过程是什么,死伤情况怎么样,伤者送到医院后救治的情况怎么样。“原因是因为司机违规,还是因为酒驾,还是因为道路设计得不合理,交警部门对这个事情怎么看。”苏荣才表示,努力呈现事件的全貌才是机构媒体人的职责,而不是如盲人摸象一样只知局部。

以移动智能手机为代表的信息传播载体,对受众获取信息的方式发生了颠覆性变革。此外,微博、微信公众号等社交媒体的兴起模糊了传者和受者的身份,使得人人都能成为自媒体。苏荣才认为,和当年相比,如今的媒体生态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,但受众获取信息的需求没有变,记者展现事件全貌的职责没有变,新闻报道的理性、客观性、真实性、建设性也没有变。

“理性”二字,是苏荣才接受采访时表述最多的字眼。“单纯地揭露、揭丑、扒粪,这不是我们中国媒体的生存之道。”苏荣才认为,把握和平衡报道方式,去情绪化,保持客观、真实和理性才能推动社会进步。

编辑:郑晓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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